原標題：50余種詐騙來襲，你躲得過么?
“賬戶有風險，請核實對方真實身份后再轉賬。”
10月11日，2021國家網絡安全宣傳周活動在西安啟動，同期舉辦的網絡安全博覽會上，交互模擬產品“反詐盲盒”吸引了很多人駐足體驗。打開這個盲盒，體驗者收獲了一位網上掉出來的“男朋友”。這個“男朋友”用甜言蜜語誘你轉賬，雖然只有2分錢，但支付寶仍通過彈窗提示、防騙試卷等方式加以阻止，AI客服甚至花了超過5分鐘時間，“苦口婆心”勸阻。
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正在成為“反詐利器”。但與此同時，讓人無奈的是它也讓騙子更強了。當人們把越來越多的生活場景搬上網絡，互聯網上的安全也變得越發重要。詐騙和反詐像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曠日持久，變化莫測：90后成受騙重災區、詐騙“產業鏈”越發完備、詐騙也能“技術外包”……處理好安全與發展的關系，在網絡世界同樣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議題。習近平總書記今年對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以人民為中心，統籌發展和安全，強化系統觀念、法治思維，注重源頭治理、綜合治理，堅持齊抓共管、群防群治，全面落實打防管控各項措施和金融、通信、互聯網等行業監管主體責任，加強法律制度建設，加強社會宣傳教育防范，推進國際執法合作，堅決遏制此類犯罪多發高發態勢。
1
詐騙沒有“免疫人群”
九零后是受騙重災區
高學歷、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群
也不能對網絡詐騙“免疫”
如果讓你給網詐受害者畫像，你覺得他們是什么樣?
精神空虛、愛占小便宜、缺乏判斷力是“易受騙體質”的特性?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年輕、受良好教育、諳熟互聯網。作為互聯網原住民的90后、00后，正在成為詐騙團伙的主要目標。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和360聯合發布的《2020年中國手機安全狀況報告》顯示，在網絡詐騙舉報用戶中，90后的手機詐騙受害者占所有受害者總數的37.5%，是不法分子從事網絡詐騙的主要受眾人群;其次是00后，占比為28.7%。而印象中更容易遭受詐騙的70后和60后人群，僅占比不到10%。上海市公安局也曾披露，全市接報的電信網絡詐騙既遂案件中，1990年以后出生的受害人數量占比超過六成。前段時間，有媒體發布消息，他們一位編發過無數電信詐騙新聞的90后編輯，被“冒充公檢法”的詐騙手段騙走5萬元。對方自稱“警方”，稱他涉嫌洗錢，要把其名下財產轉移到“安全賬戶”。在騙子的話術控制下，他不僅把自己賬戶上的近3萬元轉走，甚至去線上借貸平臺貸款了近2萬。
據其事后總結，對方的騙術其實并不高明，避開陷阱的機會也不少：不要隨意接號碼奇怪的陌生電話，不要相信公安機關的電話會被轉接，不要相信所謂的“安全賬戶”……但一時大意、鬼使神差，新聞人成了新聞當事人。“很多人認為年齡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的人群最容易遭遇網絡詐騙，實際上，高學歷、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群也并非網絡詐騙的‘免疫人群’。”刑科協反詐專委會籌備辦主任胡永濤介紹，“隨著網絡詐騙逐漸成為主流，受騙人群越來越呈現年輕化的趨勢。”他表示，總體來看，在受害群體中占比最高的是18至40歲的人群，90后、00后是詐騙分子的“重點關照對象”，占比最高的詐騙類型有刷單刷信譽、網絡貸款、投資理財、冒充購物客戶退款、冒充熟人詐騙等。據不完全統計，90后是受騙重災區，受騙數量超過其他年齡段人數總和，占比達63.7%。根據上海警方發布的數據，在90后、00后等群體遭遇的電信網絡詐騙既遂案件中，兼職刷單類占24.7%、網購類占23.2%、冒充客服類占13.2%、“殺豬盤”類(利用網絡交友誘導受害人投資賭博的一種電信詐騙)占12.1%。這些詐騙手法并不新奇，卻足以把涉世未深的年輕人甚至未成年人引入圈套。
2
網詐也有“產業鏈”
正邪技術對抗焦灼
騙術不斷翻新
詐騙“產業鏈上下游”也在“進化”
進行網絡詐騙的，到底是一群什么樣的人?
“撬開人們的錢袋子并不容易。”黑貓曾是一名警察，如今是“守護者計劃”安全專家，他發現，很多詐騙公司早已發展出一套包括思想課、技術課、角色扮演等在內的完整“培訓流程”。他們自行編寫動輒一百多頁的“劇本”，傳授行騙話術，集團成員還要進行角色扮演，模擬對戰。
騙子編寫劇本時，甚至會考慮用戶不同程度的警戒心與消極反應，設置不同方案來瓦解對方心理防線。比如觸發緊張情緒，也要兼顧風土人情、時令節氣，自然說出臺詞——春運期間多進行票務詐騙;黃金周前主要用“護照申請”詐騙;對北方人講話通常開門見山，對南方人要講究條理與邏輯。
在安裝了吸音海綿的工作間里，話務員每人每天至少要打300通有效電話，每次通話30秒以上。這意味著一個20人左右的犯罪團伙，每天甚至能輸出近一萬通電話。
除了不斷翻新的騙術，詐騙的“產業鏈上下游”也在“進化”。
“十年前，電信詐騙有一定門檻。在境外建設窩點，可能需要兩百萬元投入，而且要懂點技術。而現在，只要一個人、一臺電腦就夠了，其他外包給‘專業人士’——引流推廣、養號、支付渠道、洗錢......各式網絡犯罪看不見摸不著，卻發展出一條完整產業鏈，統稱‘黑灰產’。”“守護者計劃”安全專家曉樹介紹說。
2016年，剛剛考上大學的18歲女孩徐玉玉因遭遇電信詐騙離世，引發輿論震動。同年，騰訊公司發起政企聯合反詐騙公益平臺“守護者計劃”，成立了首個反詐騙實驗室，依托其安全大數據、底層技術和海量用戶優勢，協同社會多方力量，旨在為民眾提供全方位的網絡安全防護。
對戰多年，曉樹談到騙子的“與時俱進”：打電話這種體力活早已被交給機械化運行的機器群呼，“號商”采取公司化運作，批量獲取大量賬號、密碼和公民個人信息。
去年3月28日，西安碑林警方曾披露一起非法提供“群呼”設備的案件：他們摸排發現轄區存在一個綁載了多個手機號碼的GoIP設備窩點，可能涉及多起全國各地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據了解，GOIP設備是一種具備多條線路并可配備多個手機SIM卡卡槽、支持手機電話卡接入并將傳統電話信號轉化為網絡信號、實現數百個電話號同時通話的設備。
類似設備只需要寬帶連接，就可以用電腦控制。“都是遠程操控，設備在境內，真正實施詐騙的團伙卻躲在境外，這也是電信詐騙案偵破難的主要原因。”當地警方介紹，被打掉的團伙給境外詐騙團伙提供“技術支持”。
僅在被打掉前8天，通過架設的GoIP設備，境外多個詐騙團伙就先后呼出了10多萬個詐騙電話，其中成功實施詐騙130多起，“效率”之高可見一斑。
“當前，網絡詐騙犯罪呈現精準化、組織化、專業化趨勢，催生了為詐騙犯罪提供幫助和支持，并從中獲利的黑灰產，成為滋生網絡詐騙的溫床。”胡永濤說，他們研究發現，網絡詐騙犯罪已經形成由養號租號買賣、打碼接碼推廣、技術團隊運營、話術腳本編制以及洗錢通道所構建的鏈條式黑灰產組織，加速了網絡詐騙犯罪的蔓延泛濫。
“底層是基礎技術環節，比如驗證碼識別、自動化軟件開發、釣魚網站制作等;中層則是一些賬號、用戶信息提供商，組織、運營和推廣詐騙活動，發展下線;再往上，就是進行詐騙活動者，利用竊取的信息、賬號和詐騙工具等開展包括欺詐、盜竊、釣魚等詐騙行為，實現獲利。”志翔科技高級副總裁伍海桑進一步解釋。
去年，“殺豬盤”異軍突起，成為受害者損失金額最高的詐騙類型。靠這種打著愛情旗號的新型詐騙手段，三五人的小團伙就能將800多人坑害成“豬仔”，涉案金額超過兩億元。
互聯網產業迅猛發展，更加速了犯罪手法和手段的變化，往往網絡新技術新業態一出現，利用其實施的電信網絡詐騙隨之產生。“當前，網絡詐騙與反詐的技術對抗處于焦灼狀態，基本上我們每破解一道騙術，犯罪分子技術手段就會升級。”工信部反詐中心主任、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長魏亮語帶無奈。
胡永濤表示，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公安機關打擊的升級近兩年，作案手法出現了從電話、短信向網絡發展的新動向，網絡詐騙案件占比迅速上升，達到80%以上，其中網絡貸款、網絡刷單、網絡購物、網絡投資等詐騙發案最多。
3
明確權責社會共治對抗黑灰產需群策群力
構建群防群治機制
還需加強組織協調
打擊網絡詐騙到底難在哪兒?
偷竊不成功，可能進牢房。搶劫不成功，可能被暴揍。詐騙不成功?換個電話接著來。
段子雖屬調侃，背后卻暗含網絡詐騙屢禁不絕的主因。胡永濤直言：違法成本低、處置障礙大、輕罪懲戒難。
他表示，滋生網絡黑灰產的核心原因是“人(賬)戶分離”，特別是推廣鏈、資金鏈中廣泛出現的租/售電話卡、銀行卡、網絡賬號行為，幫助犯罪分子以他人實名賬戶、賬號為掩護躲避公安機關追查、構建詐騙場景，以較小的違法成本，增加了防范打擊的難度。更棘手的是，黑灰產人員租售網絡賬戶，違法所得有時不夠立案標準，部分黑灰產人員長期從事相關違法活動，積累了大量對抗和反偵查經驗，開始搭建黑灰產技術平臺，為境外網絡詐騙犯罪提供專業化支持。
“守護者計劃”安全專家周克提到，在東南亞某地，有電信器材店專門服務于犯罪團伙，職業HR以正規人力資源的招聘流程，拐騙剛畢業的大學生擔任黑灰產程序員。他們實力雄厚，有的能為“員工”開出數萬元月薪，提供新冠疫苗等“福利”。詐騙團伙的“蓬勃發展”甚至令當地房價水漲船高。
“估計參與黑灰產的人數達百萬，而正義一方連對方人數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周克說。
不過，經過多年機器訓練，目前，大數據、人工智能已能逐漸自行尋找平臺上的詐騙風險。周克和同伴們相信，凡詐騙必留下痕跡，無論通過電話、短信、釣魚網址還是外掛軟件，這些痕跡會成為大數據的一部分，數據量越大，分析技術越強，對于電信網絡詐騙的預防、發現和打擊越精準有效，“這是不可違背的定律”。
今年5月，工信部啟動“斷卡2.0”專項行動。7月14日，12381涉詐預警勸阻短信系統正式啟動，工信部組織建設了信息通信行業反詐大平臺，實現對涉案號碼、域名、互聯網賬號等全網一體化處置。
胡永濤強調，反詐是需要各方面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綜合治理工作，主要包括打擊犯罪、預警勸阻、行業治理、宣傳防范等。他坦言，要構建群防群治機制，還需加強組織協調，進一步解決信息共享、犯罪預防治理、法規建設等問題。
“我國目前尚未出臺針對新型網絡犯罪的法律，很多電信網絡治理信息共享工作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胡永濤說，電信網絡違法犯罪的治理，涉及公共權力的行使、公共利益的保護、各個企業的風險控制，國家、社會和企業利益與個人信息上所承載的個體權益之間的沖突如何衡量，亟須相應指引和規范。
同時他也提到，一些企事業單位在治理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和線索，由于沒有明確治理權，大量預警線索和信息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由于企業發現的問題往往還未導致案情，或找不到受害人，公安機關很難快速定性并依法處置，另一方面，金融機構、電信運營商、互聯網企業對于發現的涉詐線索，無法定性處置，也很難做到自身業務范圍以外的聯防聯控。
這讓法規建設、權責明確成為當務之急。“應首先對監管部門、司法部門、金融機構、電信運營商、互聯網公司等在反電信網絡詐騙中的分工、責任和協同聯通機制進行明確，形成治理合力。”胡永濤建議。
“一方面要從法規層面要求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從技術、責任、道德多方面對于數據安全保護擔責;一方面全方位、大力度懲治網詐行為。同時建立公共信息平臺，形成信息、宣傳、技術的能力聚合與共享，集結安全廠商的能力，更好地服務用戶。”伍海桑表示，他特別提到，相關企業應履行社會責任，在法規、標準制定方面積極建言獻策。
另外，反詐必須“攻防并舉”。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副局長姜國利表示，電信網絡詐騙是可防性犯罪，事后打擊不如事前的防范，快破案不如不發案，多追贓不如少受騙。
胡永濤同樣談到，由于詐騙團伙大部分躲在境外，加上受疫情影響，公安出境打擊此類犯罪的成本非常高。相比之下，開展群防群治工作，可以大大節約社會整體成本，降低群眾受騙風險。大眾是“社會共治”的重要力量。如黑貓所說，普通人可以隨手標記詐騙電話、短信、網址，及時舉報詐騙行為，完善反詐安全數據庫，為“全民反詐、天下無詐”出力。在詐騙與反詐的貓鼠游戲中，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也都可以是行動派。
科技日報記者 崔 爽
(文中黑貓、曉樹、周克均為化名)
來源：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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