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12月5日電（上海證券報記者 張瓊斯）中國首份關于影子銀行的官方報告出爐。記者獲悉，銀保監會政策研究局和統計信息與風險監測部組成的課題組昨日發布《中國影子銀行報告》，首次明確了我國影子銀行判別標準、范圍和分類，并就監管方向與重點提出設想。
報告認為，影子銀行界定標準主要包括4項：一是金融信用中介活動處于銀行監管體系之外，信貸發放標準顯著低于銀行授信；二是業務結構復雜、層層嵌套和杠桿過高；三是信息披露不完整，透明度低；四是集中兌付壓力大，金融體系關聯性和風險傳染性高。
報告顯示，我國影子銀行在經歷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呈現出一些與其他經濟體不同的特點：以銀行為核心，表現為“銀行的影子”；以監管套利為主要目的，違法違規現象較為普遍；存在剛性兌付或具有剛性兌付預期；收取通道費用的盈利模式較為普遍；以類貸款為主，信用風險突出。
報告提出了我國影子銀行的判別標準，并按照風險程度高低，區分廣義和狹義影子銀行，分別確定屬于其范圍的業務活動。廣義影子銀行，是指基本符合4項界定標準的金融產品和活動；狹義影子銀行，是指影子銀行特征更加顯著、風險程度更為突出的產品和活動。
廣義影子銀行主要包括：銀行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委托貸款、資金信托、信托貸款、銀行理財、非股票公募基金、證券業資管、保險資管、資產證券化、非股權私募基金、網絡借貸P2P機構、融資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提供的貸款，商業保理公司保理、融資擔保公司在保業務、非持牌機構發放的消費貸款、地方交易所提供的債權融資計劃和結構化融資產品。
在廣義影子銀行中，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同業理財和投向非標債權及資管的銀行理財、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網絡借貸P2P貸款和非股權私募基金的影子銀行特征更為明顯，風險程度更突出，屬于高風險的狹義影子銀行范疇。
2017年初，影子銀行開始受到集中整治，規模從歷史高位大幅下降。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末，廣義影子銀行規模降至84.80萬億元，較歷史峰值縮減近16萬億元；狹義影子銀行規模降至39.14萬億元，較2016年底縮減11.87萬億元。
報告稱，我國影子銀行積累時間長，存量風險較大，部分高風險影子銀行可能借不當創新卷土重來。但應看到，影子銀行不會消失，將和傳統金融體系長期共存，不同類型的影子銀行的作用和風險水平差異較大。因此，必須建立和完善對影子銀行的持續監管體系。
報告明確，應健全統計監測，嚴防反彈回潮，建立風險隔離，完善監管制度，慎重開展綜合經營。影子銀行具有監管套利的本質，其產品結構和組織形式始終在演變之中，各種創新手法層出不窮。
影子銀行橫跨不同行業，數據不完整、口徑不一致和重復計算等問題依然存在。報告建議，大力完善統計監測，及時動態掌握影子銀行規模、種類，特別是風險演進路徑和風險水平變化情況。
附：
中國影子銀行報告
摘 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全黨要高度重視和切實防范化解各種重大風險。影子銀行風險具有系統性風險特征。我國影子銀行隱患一度非常嚴重，經過幾年的努力，目前初步呈現根本性好轉勢頭。受金融體系結構、金融深化程度以及監管政策取向等因素影響，我國影子銀行呈現出與其他經濟體不同的特點。本報告詳細描述了影子銀行的起源和發展演變，中國影子銀行的判別標準、范圍和規模，以及影子銀行三年治理的背景、過程和成效等，并提出相應的監管建議。
影子銀行是指常規銀行體系以外的各種金融中介業務，通常以非銀行金融機構為載體，對金融資產的信用、流動性和期限等風險因素進行轉換，扮演著“類銀行”的角色。影子銀行游離于監管之外，風險隱蔽，交叉傳染，被認為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之一。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已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成為第三版巴塞爾協議改革的主要內容，同時也已成為金融穩定理事會重點關注的政策問題。
中國影子銀行在2008年后迅速發展，隨著金融業務范圍的拓展和跨行業、跨市場綜合經營的擴張，影子銀行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界定影子銀行有4項主要標準：監管覆蓋范圍和強度、產品結構復雜性及杠桿水平、信息披露充分性與全面性以及集中兌付壓力。據此，影子銀行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影子銀行包括同業理財及其他銀行理財、銀行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委托貸款、資金信托、信托貸款、非股票公募基金、證券業資管、保險資管、資產證券化、非股權私募基金、網絡借貸P2P機構、融資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提供的貸款，商業保理公司保理、融資擔保公司在保業務、非持牌機構發放的消費貸款、地方交易所提供的債權融資計劃和結構化融資產品。其中，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和同業理財、理財投非標債權等部分銀行理財、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網絡借貸P2P貸款和非股權私募基金等業務，影子銀行特征明顯，風險相對較高，屬于狹義影子銀行。
到2016年底，我國影子銀行規模已經相當龐大，廣義影子銀行超過90萬億元，狹義影子銀行亦高達51萬億元。影子銀行已猶如脫韁的野馬一路狂奔，不僅使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和暴露，違法違規問題日益嚴重，而且也大大抬高了我國宏觀杠桿水平，吹大資產泡沫，助長脫實向虛，嚴重影響了金融與經濟的良性循環，極大扭曲了市場資源的正常有效配置，對我國經濟金融向高質量轉型發展構成重大威脅。一些國際組織也多次發出警示，認為中國影子銀行已嚴重威脅金融體系安全和穩定，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
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7年初，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強調，要及時彌補監管短板，堅決治理市場亂象。金融管理部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開始對影子銀行進行精準拆彈，主要措施包括：堅決打擊“無證駕駛”的非法金融集團和非法金融活動；嚴厲整治虛假注資、循環注資、股權代持和隱形股東；嚴肅查處大股東操縱和內部人控制；全力統一規范監管標準和監管流程；大力強化處罰問責；嚴密梳理制度漏洞；補齊制度短板，做到監管全覆蓋。
經過三年專項治理，影子銀行野蠻生長的態勢得到有效遏制。截至2019年末，廣義影子銀行規模降至84.80萬億元，較2017年初100.4萬億元的歷史峰值縮減近16萬億元。風險較高的狹義影子銀行規模降至39.14萬億元，較歷史峰值縮減了12萬億元。其中，復雜結構的交叉金融業務大幅壓縮，同業理財從6.8萬億元降至2019年末的0.84萬億元，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從23.05萬億元降至15.98萬億元。影子銀行不僅規模大幅壓縮，更重要的是經營開始變得規范，結構更加簡化，資本撥備開始計提，系統性風險隱患大為減弱，同時也為當前抗擊疫情、復工復產的各項金融政策措施騰挪出空間，特別是為逆周期宏觀調控創造了有利條件。
影子銀行是金融體系的一部分，必須建立持續監管框架。在此基礎上，推動影子銀行健康規范發展，降低其風險水平，使之成為維護金融穩定的積極因素和支持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第一部分 影子銀行的起源與演變
一、影子銀行的提出
影子銀行這一概念是由美國經濟學家保羅·麥卡利（Paul McCulley）于2007年首次提出。他認為美國當時存在大量承擔信用中介的金融活動，雖然游離于常規金融體系以外，但實際功能與銀行無異。由于“在陰影之下運行”（operate in shadow），故而成為金融體系中隱匿的系統性風險。麥卡利曾于1998年提出“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s），預警俄羅斯金融危機。如同明斯基時刻一樣，影子銀行最初被提出時，只是描述了金融體系中的一種現象，并未獲得應有的重視。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對危機誘因的反思使影子銀行成為熱點話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08年10月發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提出了“準銀行”（near-bank）概念，指代那些通過發行資產支持證券、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擔保債務憑證（CDO）和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調節常規銀行信貸的特殊目的實體。同年，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在一次演講中表示，在常規銀行體系以外存在著一個龐大的金融體系，并且主要投資于流動性差、風險高的資產，與常規銀行體系構成了一個“平行銀行體系”（parallel bank system）。
2010年10月，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Ben Bernanke）在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總結報告中提出，影子銀行是一類游離于銀行監管范圍之外的金融機構，他們充當儲蓄與投資之間的信用中介；證券化工具、資產支持票據、貨幣市場基金、投資銀行、抵押公司以及其他諸多不同類型的機構，都具有影子銀行特征。伯南克認為，很多影子銀行業務已經存在了50多年，由于部分業務出現過度創新和快速擴張，才成為引爆危機的禍根。
原英國金融服務局主席特納勛爵認為，影子銀行的發展并未背離金融體系的發展規律。金融本質上是資金中介，銀行貸款是最傳統的中介模式，而創新型金融產品的發展速度驚人。1980年，銀行按揭資產有80%留在表內；2008年，這一比例降至35%，其余部分大多通過證券化方式出表，而這正是以基金為主的影子銀行的重要來源。2011年，金融穩定理事會提出，影子銀行是“常規銀行體系以外的信用中介機構和信用中介活動”，并初步估算，全球影子銀行規模在2002—2007年間從27萬億美元擴張至60萬億美元。
可以看出，這一期間盡管沒有給出影子銀行的嚴謹定義，但已勾勒出其基本屬性：影子銀行是金融創新和發展的產物，在功能上承擔金融中介特別是信用中介職能，在依托載體上以金融監管邊界以外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為主，在開展形式上高度依賴具有復合和結構化特點的創新金融工具。影子銀行本身是常規銀行體系的補充，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監管，影子銀行很容易成為系統性風險的重大隱患。
二、影子銀行的主要特點
一是非銀行金融機構是主要載體。這是影子銀行最廣泛的定義方式。只要常規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從事了相關業務，都可以被納入影子銀行范疇。金融穩定理事會在其對影子銀行的定義中采用了“其他金融機構”（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的表述，從形式上對影子銀行進行界定，優點是非常直觀，缺點是過于寬泛，針對性不強，無法瞄準影子銀行的問題根源。
二是功能上具有金融資產風險因素轉換的作用。早期關注焦點主要在影子銀行的金融中介職能類型，將是否具有信用中介職能作為區分影子銀行的標準。較為典型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非銀行信用中介”（non-bank credit intermediation，NBCI）的概念。但影子銀行普遍結構復雜，且資金募集模式頗為個性化，難以直觀判定其是否具有信用中介作用。此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金融穩定理事會都提出，關注影子銀行的目的在于揭示其產生風險的原因。金融資產的風險根源是信用與流動性狀況劣變，而金融中介往往充當風險因素轉換的角色，最終會成為風險承擔人。因此，影子銀行應當是具有信用、流動性和期限轉換功能的主體，這也成為金融穩定理事會此后建立影子銀行監測框架的基礎。
三是構成系統性風險的重大隱患。一方面，影子銀行具有常規銀行信用中介職能，承擔常規銀行的各類風險。另一方面，由于影子銀行主要向常規銀行覆蓋范圍以外的實體提供融資，這些實體信用水平較差，違約概率和違約損失率相對較高，而且大部分業務跨市場、跨行業，透明度較低，容易成為系統性風險源頭。例如，2008年的次貸產品就是由各類資產管理機構和基金發行，普遍采用資產打包分層的復雜結構，并采用信用違約互換等增信手段，導致風險隱藏、難于識別。正因為影子銀行是系統性風險的重大隱患，第三版巴塞爾協議改革將其作為治理的重點對象。
四是游離于審慎監管、行為監管和救助體系之外。金融業具有高度負外部性，各國監管當局都已經建立了成熟的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框架，并且都采用特許牌照的準入模式。金融體系普遍受到央行流動性支持、最后貸款人以及存款保險和投資人保護等制度的保障。影子銀行通常不受任何監管或者只受到較低程度的監管，也沒有被納入外部救助保障體系，一旦出現重大風險，只能依靠自救。但由于普遍存在資本金和準備金儲備的嚴重不足，其自救能力也僅是杯水車薪。
三、影子銀行的構成及其演變
（一）影子銀行定義的三種模式
各國監管當局對影子銀行范圍的界定各不相同，評級公司等市場機構也分別建立了自己的影子銀行分析框架。目前，國際上主要有三種公認的定義模式，即資金來源模式、金融穩定理事會模式和非核心負債模式。
資金來源模式是以金融活動資金的來源為區分標準，將資金來自于非銀行機構的活動均納入影子銀行范疇。這種方式的優點在于數據標準統一且數據歷史較長，缺點是沒有考慮業務活動的經濟實質。金融穩定理事會模式則是確定寬、窄兩種標準，寬口徑范圍與資金來源模式基本相同，而窄口徑則主要基于經濟功能判斷，聚焦可能威脅金融穩定的信用中介。非核心負債模式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試圖完全突破形式特征的局限，認為只要不同于常規銀行存貸款業務模式的任何其他融資活動都可算作影子銀行。如銀行表內投資和表外財富管理都可納入影子銀行。這對我國以銀行影子為中心的影子銀行體系頗具借鑒意義。
（二）金融穩定理事會定義的影子銀行
金融穩定理事會作為全球影子銀行監測的組織者，其對影子銀行的識別標準最具影響力。根據2010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首爾峰會要求，金融穩定理事會組建了專項工作組，并于2011年10月發布了《加強影子銀行監測和監管的建議》，提出影子銀行的定義、監測范圍和計算標準，并采用“兩步走方法”（two-step approach）：首先統計寬口徑的影子銀行，包括所有常規銀行體系以外的信用中介活動；其次再通過聚焦風險特征，統計窄口徑的影子銀行，包括具有信用、流動性和期限轉換功能和杠桿交易而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活動。自2015年開始，金融穩定理事會進一步完善影子銀行的定義和標準，引入了三層次和兩步走相結合的方法。其中，第一層次為寬口徑影子銀行，包括所有非銀行金融中介業務（monitoring universe of non-bank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MUNFI）。第二層次為其他金融中介（other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OFIs），從寬口徑中剔除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和金融輔助機構后得到。第三層次為窄口徑的狹義影子銀行（narrow measure），是影子銀行監測的重點，按照風險特征界分。為進一步甄別影子銀行的風險因子和趨勢，2016年起，金融穩定理事會引入經濟功能（economic functions，EFs）的概念，將窄口徑影子銀行細分為5類。
金融穩定理事會最新發布的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底，全球金融總資產為378.9萬億美元，廣義影子銀行總量為183.7萬億美元，其中其他金融中介（OFIs）114.3萬億美元，狹義影子銀行50.9萬億美元。目前，FSB已完成2019年數據的收集工作，正在進行統計分析，預計影子銀行規模整體保持穩定。
（三）危機后影子銀行發展變化趨勢
自2012年以來，金融穩定理事會每年組織開展數據收集和分析，至今已連續發布8期監測報告，揭示了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影子銀行發展的趨勢變化。一是影子銀行增速放緩。危機后，影子銀行增速放緩；狹義影子銀行尤其明顯，2012—2017年的年度平均增速為8.5%，2018年進一步降至1.7%。二是高風險業務比重下降。以危機中暴露風險最為突出的結構性產品為例，近年來，歐洲和美國結構性融資特別是住房抵押證券（RMBS）和資產支持票據（ABCP）顯著壓縮。2016年底，美國住房抵押證券從2007年2.5萬億美元的峰值下降至不到1萬億美元；資產支持票據也縮減了近50%。第一類經濟功能（EF1）影子銀行極易引起流動性擠兌，2018年后增速下滑明顯。三是業務透明度增強。影子銀行業務標準化成效顯現，證券化產品結構簡單，層層嵌套的產品向簡單的標準化（vanilla）產品轉變。危機后，美國有10萬億美元投資于復雜結構產品的基金轉為標準化集合投資工具。第二類經濟功能（EF2）中最不透明的“其他非銀行信用中介”下降了近7萬億美元，交易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危機前，幾乎所有影子銀行都以場外雙邊協議的形式交易，危機后場內集中清算和中央交易對手標準實施后，集合投資工具交易所集中交易（exchange-traded）數量增長了1倍。值得注意的是，危機后，新興經濟體影子銀行增速開始高于發達經濟體。2019年底，新興經濟體在全部影子銀行規模中的占比已由危機前的4%上升至15%。
四、影子銀行的功能和作用
影子銀行業務由來已久，猶如硬幣的兩面，唯有辯證對待、因勢利導、“抑惡揚善”，才能趨利避害，充分發揮影子銀行的積極作用。
（一）影子銀行是金融中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影子銀行之所以在金融體系中具有一席之地，是兩重因素結合的產物。一方面，銀行體系無法徹底解決信息不對稱。金融中介是撮合資金需求與供給的橋梁，解決信息不對稱是傳統銀行最專長和熟悉的。但由于信息不對稱廣泛存在，銀行不可能全部覆蓋。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銀行也不可能包攬全部金融中介。歐美國家在20世紀末普遍建立了完善的全能型金融體系，在許多國家形成了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并駕齊驅的雙融資市場格局。美國1999年出臺《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取消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對混業經營的限制；此后又出臺《商品期貨交易現代化法》，將場外交易置于監管體系之外。借助直接融資體系的便捷，影子銀行業務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影子銀行滿足了個性化的金融需求。部分金融消費者風險偏好較高，愿意承擔較高的風險以換取較高的回報。而商業銀行以傳統的存貸款業務為主，審慎文化是立足的根本，遠遠無法滿足這些多元化需求。
（二）影子銀行是套利行為驅使的產物，具有天使與魔鬼的兩重性
套利具有兩面性，金融中介作為解決信息不對稱的手段，其經營本質就是尋找市場的價格差異，亦即是一種套利（arbitrage）行為，本無可厚非。然而，影子銀行在發展過程中追求短期收益和絕對利潤，演變成“為套利而套利”。例如，危機前出現的各種層層嵌套、結構復雜的產品讓人眼花繚亂。各種資產抵押證券、擔保債務憑證（CDO）和信用類衍生品的基礎資產普遍不符合銀行授信的最低標準，但卻呈幾何級數野蠻生長，充斥了信貸、債券和股票市場，成為引爆系統性風險的“定時炸彈”。影子銀行是金融工具，介于天使與魔鬼之間，管理好了是天使，管理不好是魔鬼。
第二部分 中國影子銀行的形成與發展
一、中國影子銀行的發展歷程
中國影子銀行并不是新生事物，部分業務有較長的發展歷史。上世紀80年代，信托公司、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始設立。1997年10月，《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出臺，證券投資基金開始大規模增長。2002年起，商業銀行陸續開展理財業務。在這一時期，各類機構主要還是圍繞自身業務經營范圍發展，產品之間的邊界劃分較為清晰，影子銀行整體規模不大。
2008年以后，影子銀行進入快速增長階段。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貨幣政策由趨緊轉向適度寬松，并取消了對金融機構信貸規模的硬性約束。2009年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9.6萬億元，M2和M1分別增長27.7%和32.4%，為90年代以來最高。但隨著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風險積累，貨幣政策開始收緊，同時加強對金融機構信貸投放總量、節奏和結構的管理，貸款增速和投向均受到嚴格約束。在這一背景下，為規避宏觀調控和監管，銀行將資產大量移到表外。各類跨市場、跨行業的影子銀行因而迅速增長。尤其是，銀行理財與信托公司的“銀信合作”業務急劇膨脹。銀行利用理財資金購買信托公司的信托計劃，信托計劃再以信托貸款方式投向房地產行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僅2010年上半年，銀信合作業務就由年初的1.4萬億元猛增至2.08萬億元。證券資管、基金及其子公司資管將非標債權納入投資范圍，銀證合作、銀基合作、銀證基合作快速發展。委托貸款也異化為貸款出表的重要通道，相當一部分是“假委托”。這一時期影子銀行業務大多是銀行主導，信托、基金、證券、保險主要是通道方，資金大部分投向非標債權。
2013年，銀行理財投資非標資產占全部理財的比例高達27.49%。監管部門發布《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對銀行理財投資非標資產設置了比例限制。影子銀行的重心開始轉向表內同業業務，產生了同業三方回購、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信托受益權等新的合作方式。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從2012年末的3.6萬億元，躍升至2016年末的23.05萬億元。買入返售資產一路攀升，2014年中期達到10.5萬億元的歷史峰值。資金信托規模從2012年末的6.98萬億元，快速擴張至2016年末的17.46萬億元。另外，互聯網金融產品和網絡借貸P2P貸款等新型業務模式也異軍突起。市場統計，我國第三方互聯網支付市場規模從2013年度的16萬億元猛增至2017年度的143萬億元。余額寶于2013年6月上線，到2017年末凈資產已高達1.58萬億元。
二、中國影子銀行的主要特點
受金融體系結構、金融深化程度以及監管政策取向等因素影響，我國影子銀行經歷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呈現出一些與其他經濟體不同的特點。
第一，以銀行為核心，表現為“銀行的影子”。這是由我國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所決定的。我國銀行業資產一直占金融業總資產的90%左右。正是因為銀行業資產規模龐大，影子銀行資產端和負債端均與銀行密切相關。從負債端看，銀行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影子銀行資金的主要提供方。例如，基金公司私募資管業務一半資金來源于銀行，資金信托40%以上的資金完全依賴于銀行。從資產端看，影子銀行的客戶絕大部分是銀行的客戶，實質為通道業務。可見，中國的影子銀行具有“銀行中心化特征”。發達經濟體的影子銀行以共同基金、貨幣市場基金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為核心，資金較少直接來源于銀行體系。例如，美國共同基金2019年底受托管理資產規模為17.7萬億美元，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所有參保銀行18.65萬億元總資產規模基本相當。
第二，以監管套利為主要目的，違法違規現象較為普遍。各類機構利用監管制度不完善和監管標準不統一游離于監管邊緣，在所謂的“灰色地帶”大肆從事監管套利活動。另外，還存在大量“無證駕駛”，形成了“全民辦金融”的小環境。例如，互聯網金融平臺本應只承擔信息中介和支付中介功能，但事實上卻從事貸款等資金信用活動，并長期處于監管真空地帶。
第三，存在剛性兌付或具有剛性兌付預期。多數產品承諾保本或保最低收益。有的還與投資人簽訂“抽屜協議”，承諾剛性兌付。有的在產品銷售過程中隱藏風險，夸大收益，不及時充分披露信息，造成“買者自負”難以真正落實。
第四，收取通道費用的盈利模式較為普遍。發達經濟體影子銀行主要是交易型模式，借助回購、賣空、做市等工具賺取利差收益。我國影子銀行產品大多是認購持有到期，流動性低，以量取勝，拼市場份額。賺取通道管理費是盈利的主要來源。
第五，以類貸款為主，信用風險突出。發達經濟體影子銀行投資范圍廣泛，以標準化資產為主，信用違約風險較低。資金大多通過互相拆借、回購等市場手段獲取，面臨集中大額贖回的流動性風險。我國影子銀行絕大部分是銀行貸款的替代，但客戶評級標準顯著低于貸款客戶，無論是融資來源還是資金投向都承擔直接的信用風險，且風險大于銀行貸款。
三、中國影子銀行的判別標準、范圍和分類
確定我國影子銀行標準，必須兼顧影子銀行國際標準的共性特征和我國影子銀行的特點。在金融穩定理事會確定的信用轉換、期限轉換和流動性轉換等基本屬性的基礎上，重點關注各種產品的風險傳導、隱匿方式以及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性，以此提出我國影子銀行范圍的判別標準，按照風險程度高低，區分廣義和狹義影子銀行，分別確定屬于其范圍的業務活動。
（一）界定標準
影子銀行界定標準主要包括四項：
一是金融信用中介活動處于銀行監管體系之外，信貸發放標準顯著低于銀行授信。主要包括各類不受商業銀行審慎監管標準約束的類信貸業務，又可以進一步分為兩類：一是完全游離于金融監管體系以外卻從事信用中介的機構和業務；二是雖然在監管覆蓋范圍內，但通過非潔凈轉移等各種方式規避商業銀行審慎監管標準。例如，有些信用中介雖接受金融監管，但資本和撥備計提明顯不足；有些非銀行信用中介發放信貸標準顯著低于銀行授信標準，借款人現金流覆蓋和信用緩釋不足；部分貸款流向房地產、產能過剩領域甚至“僵尸企業”等銀行貸款的限制性行業。
二是業務結構復雜、層層嵌套和杠桿過高。發行分級分層產品，區分優先級、中間級和劣后級，有的涉及賬戶分拆、多層嵌套。由于結構設計十分復雜，導致底層資產不清，風險難以識別，真實風險水平被掩蓋。基金、理財、信托等可以作為交易對手直接進入同業拆借和回購市場，有的大量使用衍生產品，質押回購方式加杠桿。部分金融機構、互聯網平臺和地方資產交易所還將本應面向合格投資者發行的資管產品進一步拆分、轉讓，銷售給風險承受能力較弱的一般個人客戶。
三是信息披露不完整，透明度低。產品存續期間完全未披露基礎資產信息，或披露不充分，投資者和市場第三方機構無法準確掌握產品規模、收益變現、投資比例、基礎資產、交易結構等主要信息，也無從判斷風險趨勢和高低變化。由于跨機構、跨市場、跨行業頻繁，各類風險相互交織，產品最終持有人難以穿透識別整體風險水平和風險環節。
四是集中兌付壓力大，金融體系關聯性和風險傳染性高。各種以集合投資為主要經營模式的產品具有明顯的期限轉換作用，是影子銀行的重要特征。當投資產品出現風險征兆時，從眾心理將誘發“破窗效應”，極易造成擠兌沖擊。此外，部分集合投資產品還集中投資于金融機構發行的產品，遭遇集中兌付后，風險會在金融體系內傳染、疊加和共振。
（二）影子銀行的范圍和分類
按照上述界定標準，我國影子銀行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大類。其中，廣義影子銀行是基本符合四項界定標準的金融產品和活動，狹義影子銀行則是其中影子銀行特征更加顯著、風險程度更為突出的產品和活動。
1.廣義影子銀行
主要包括：銀行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委托貸款、資金信托、信托貸款、銀行理財、非股票公募基金、證券業資管、保險資管、資產證券化、非股權私募基金、網絡借貸P2P機構、融資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提供的貸款，商業保理公司保理、融資擔保公司在保業務、非持牌機構發放的消費貸款、地方交易所提供的債權融資計劃和結構化融資產品。由于沒有非持牌機構發放的消費貸款、地方交易所提供的債權融資計劃和結構化融資產品的統計數據，在計算中國影子銀行規模時，暫不包括這幾類產品。
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是表內業務，指銀行購買他行理財產品、信托投資計劃、證券投資基金、證券公司資產管理計劃、基金管理公司及子公司資產管理計劃、保險資產管理產品等特定目的載體（SPV）的投資行為。按照會計準則關于金融資產四分類標準，大多計為應收款項投資。這些業務透明底極低，表面看是購買各種資管產品，但基本上屬“黑箱”操作，基礎資產和交易結構十分復雜。經過穿透后大部分是類信貸資產，許多投向資金池產品。由于沒有強制性的監管約束，銀行將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作為監管套利的重要方式。
委托貸款。傳統的委托貸款屬于銀行表外業務，銀行作為受托人，按照委托方確定的貸款對象和利率發放貸款，不承擔信用風險，不需計提撥備和資本。但2008年之后，委托貸款異化為銀行規避信貸標準的通道，業務完全由銀行主導，委托方和貸款對象都由銀行確定，銀行出具隱性擔保或抽屜協議，承擔信用風險，實際上并不是真正的“委托”。2009年初，委托貸款規模不到3萬億元，2010—2015年連續6年增速超過30%，多家股份制銀行2013年增速超過100%，2016年底規模猛增至13.97萬億元。
資金信托。資金信托是信托公司的主要業務，屬于私募資產管理產品，按投資者人數分為單一資金信托和集合資金信托，其中近三分之二由銀行等金融機構持有。由于信托具有“跨界”的獨特優勢，資金信托具有嚴重的交叉金融風險。另外，信托產品設計靈活，普遍具有多層嵌套結構，容易成為投資者加杠桿、以小搏大的工具，風險傳染性強，且容易隱藏和放大。
銀行理財。在理財業務發展初期，銀行以發行保本保收益理財產品為主，產品透明度較低，信息披露不充分。特別是封閉式產品存續期間，投資者不清楚收益和風險情況，偏離了“受人之托，代客理財”的業務本源。理財資金來源以普通個人投資者為主，比例基本在60%以上，2018年曾達到86.9%，集中兌付風險較大。非金融企業和金融同業直接持有理財產品比例也不少，集合投資特征明顯。理財資金投資范圍廣泛，包括債券、存款、貨幣市場工具、資管產品、委托投資和非標資產等。資管新規出臺前，理財投資非標資產的平均剩余期限為784天，而非保本理財產品的平均剩余期限為129天，期限錯配嚴重。
非股票公募基金。公募基金向多個投資者募集資金，根據事先確定的投資策略將集合資金進行投資運作，具有類存款的特征。為滿足投資者的流動性需求，部分公募基金提供“T+0”贖回提現服務。由于存在嚴重期限錯配，當市場出現壓力和波動性加劇時，公募基金特別是開放式公募基金，很容易出現份額大量贖回甚至“擠兌”，因此，金融穩定理事會也將貨幣市場基金、混合基金、債券基金等全部納入影子銀行范疇。
證券業資管。包括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以及這些公司的子公司所發行的資產管理產品。這類資管產品以通道業務居多，2018年基金子公司通道類業務規模占比高達75.2%，資金超過80%以上來源于銀行。
保險資管。主要是債權投資計劃、股權投資計劃和組合類產品，通過非公開方式發行。截至2019年末，保險資管產品余額2.76萬億元。
資產證券化。主要包括信貸資產支持證券（信貸ABS），交易所資產支持專項計劃（企業ABS）和資產支持票據（ABN）三類。資產證券化產品一般都設置優先與劣后的結構化方式，資金來源多為各類資管和理財產品，但是產品本身流動性嚴重不足。截至2019年末，市場存量為3.83萬億元。換手率不到30%，遠低于中央結算公司托管債券200%以上的整體換手率。由于資產證券化信息披露不充分，基礎資產良莠不齊，還有部分地方交易所發行大量類資產證券化產品，基礎資產透明度更低，一旦基礎資產劣變，極易產生集中兌付壓力，風險隱患突出。
非股權私募基金。非股權私募基金是一種以非公開方式向合格投資者募集資金的投資基金。我國私募基金不設行政許可，只在證券投資基金業登記備案，由行業開展自律管理。近年來，私募基金重大風險個案時有發生，部分私募基金登記備案虛假不實、挪用侵占基金財產，與非法集資、P2P等相互關聯，出現較大兌付風險。因不受直接監管，部分基金成為影子銀行加杠桿的通道。
網絡借貸P2P貸款。網絡借貸機構是專門從事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業務活動的平臺，按工商企業登記注冊。借款人與出借人通過平臺直接對接，完成借貸。2013年以來，部分網貸機構逐漸偏離信息中介、信貸撮合等服務定位，違規開展信貸和資金池運作，甚至呈現出龐氏騙局的典型特征。
融資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提供的融資，商業保理公司保理、融資擔保公司在保業務。這類業務本質上是類融資或為融資活動提供擔保，是典型的信用中介，但信貸標準顯著低于銀行貸款。例如，融資租賃業務中大部分為售后回租，其中部分售后回租業務租賃物虛化，名為融資租賃、實為變相發放貸款，其資金投向主要集中于政府基建項目、房地產等領域。
截至2019年底，中國廣義影子銀行規模為84.80萬億元，占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的86%，相當于同期銀行業總資產的29%。
2. 狹義影子銀行
在廣義影子銀行中，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同業理財和投向非標債權及資管的銀行理財、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網絡借貸P2P貸款和非股權私募基金的影子銀行特征更為明顯，風險程度更突出，屬于高風險的狹義影子銀行范疇。截至2019年末，狹義影子銀行規模為39.14萬億元，占廣義影子銀行的46.2%，較歷史峰值下降11.87萬億元。
第三部分 三年治理（2017—2019年）：攻堅克難，成效顯著
到2016年底，影子銀行規模已經十分龐大，違法違規異常嚴重，瀕臨風險爆發的前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組織從2014年起多次對中國影子銀行風險提出警示，認為同業投資、信托貸款和表外理財等已成為隱藏信貸增長和不良資產的溫床，嚴重威脅到中國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2016年7月，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指出，中國的影子銀行可能成為中國式“雷曼破產危機”的源頭。影子銀行猶如懸在我國金融體系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若不及時強力“精準拆彈”，必將釀成全行業系統性風險甚至金融危機。
一、風險居高不下
（一）規模龐大，野蠻擴張
到2016年底，商業銀行表內各項投資共計23萬億元，理財產品29萬億元，委托貸款13萬億元，資金信托和證券化資管發行產品51萬億元。影子銀行體量與同期銀行信貸基本相當，且增速遠超貸款增速。
影子銀行已成為信貸資產非信貸化的通道。商業銀行為了規避各類監管，將貸款轉移至信托公司等機構，信托公司以這些資產發行受益權產品，銀行再購買，并以“投資類資產”記錄于資產負債表，從而實現監管套利。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在2012—2016年間復合增長率超過60%，到2016年底已高達23.05萬億元，部分股份制銀行投資余額超過貸款2倍。信托公司事務管理類業務迅速膨脹，年增速一度超過50%，其中一半以上是銀行資金。
另外，影子銀行也成為表內資產表外化的通道。2010年以后，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快，銀行發行大量理財產品替代存款，2011—2015年四年時間，理財規模年均復合增長率超過50%，2016年底，理財余額升至29.06萬億元。在理財產品中，同業理財是一種最簡易的以轉移出表為目標的影子銀行業務。商業銀行通過發行理財產品承接本行信貸資產，其他銀行以同業理財形式購入，通常還會簽署回購協議。參與者分別承擔資產出表、發行理財、同業投資和擔保回購等不同角色，資金空轉特征非常突出。據統計，2016年末同業理財占比超過20%，兩年內增長了10倍以上。
（二）結構復雜，風險交織
一是影子銀行成為隱性和虛假擔保的通道。以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為例，通常的業務模式是A銀行將本行貸款轉移至通道機構，包裝為通道機構發行的資管產品，B銀行認購資管產品的同時與A銀行簽署回購協議，一旦底層資產發生風險則由A銀行回購。由于商業銀行之間的同業債權風險權重顯著低于一般貸款，銀行資本占用較少；但A銀行并沒有將回購協議納入表外擔保計提資本，形成“抽屜協議”，滋生大量隱性回購和虛假擔保。2013—2017年，這類業務增長迅猛，銀行持有的同業資產規模累計增長了246%，但提供隱性擔保的銀行并沒有將表外擔保計算資本，少計的風險加權資產最高時一度達6萬億元，造成單家銀行和銀行業資本水平嚴重失實。此后業務模式更是由兩家銀行參與演變為多家銀行合作，由于各自承擔的責任關系復雜，信貸資產的發起、持有和風險承擔出現割裂，風險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真實風險水平也變成一筆“糊涂賬”。
二是通道產品結構化。結構化產品主要是將信貸資產以證券化組合形式打包分層，發售給不同的投資者。結構化產品歷來是影子銀行的重災區，如金融危機中造成嚴重危害的次貸產品、信用違約互換以及擔保債務憑證等。在中國影子銀行體系中，以通道形式存在的特定目的載體（SPV）是業務模式的中心環節，而這種模式本身就是從證券化業務中發展出來的，自然也會快速助推影子銀行與證券化的互相連接。2012年后，不同市場主體均加快了證券化推廣，全部規模在2012—2016年間擴大了30多倍。
這些證券化產品雖然發行場所不同，但在資產端都是由具有信用屬性的資產打包組成，其中既有來自于銀行體系的信貸資產，也有直接將各類信貸資產組合打包的方式。在資金來源方面，多以資管產品形式發行，最終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體系。大量銀行資金投資認購證券化產品的優先級部分，優先級部分對應的風險權重僅為20%，顯著低于一般資產100%的要求，從而推動了結構化通道業務的快速發展。
非標準證券化產品在這一時期增長也十分迅速。將信貸資產作為基礎資產，以信托計劃或資管計劃進行結構化分層，通過雙邊協議等場外交易模式發售分銷。最普遍的是銀行以表內資產持有優先級部分，以表外理財或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售資管持有劣后級部分。在證券化基礎上還出現了所謂“再證券化”，基礎資產和打包轉移情況十分不透明，多層嵌套相當普遍，風險被巧妙地粉飾和掩蓋。
（三）關聯風險突出，相互傳染和疊加
影子銀行將橫跨不同行業的金融機構捆綁，將單體風險轉變為行業風險，將行業風險擴散成跨行業的系統性風險。以資管業務為例，2016年以前瘋狂擴張，幾乎每年增速都在50%以上。
各類資管互相投資嵌套，形成大量資金池和資產池，負債與資產無法對應辨識，造成流動性錯配嚴重。2016年底，大部分資管產品發行期限都小于3個月，90%以上不足1年，而對接的資產期限則普遍為3—4年以上。投資非標債權的久期與其負債久期錯配有的高達5倍，若后續資金不能及時募集，資金鏈會立即斷裂，流動性風險在短時期就會像瘟疫一樣在整個行業快速蔓延。
二、影子銀行的問題與危害
一是不斷推高杠桿水平。2008年之后，中國債務水平持續升高。宏觀杠桿率在2013年6月突破200%后，2016年底達到239%，期間只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影子銀行發揮了“關鍵”作用，不僅大大加重了社會經濟活動的債息負擔，也降低了資金周轉與使用的效率。
二是助長脫實向虛。各種完全空轉、以套利為目的的影子銀行經營模式不斷涌現。2013年12月，推出同業存單業務，其后同業存單迎來爆發式增長，一些銀行大量發行同業存單，甚至通過自發自購、同業存單互換等方式進行同業理財投資和委外投資，虛增資產負債，資金只是在金融體系內部“繞圈”，并未真正流向實體經濟。即使部分資金最終流向了實體經濟，但由于鏈條拉長，資金成本也大幅提高。一些信托公司通過嵌套其他公司發行的信托計劃，形成大量“信托中信托”（TOT），資金并未離開金融體系。
三是嚴重掩飾資產質量真實性。無論是信貸資產非信貸化，還是表內資產表外化，基礎資產的信用風險源頭并沒有發生變化。經過影子銀行包裝，商業銀行在會計科目上把貸款轉為投資，或者完全轉移至表外，“成功”逃避貸款風險分類和撥備計提要求，造成資產質量不實，資本和撥備虛高。2016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收入不足以覆蓋利息支付的中國企業貸款總額接近1.3萬億美元，占中國上市企業債務的14%，遠高于公布的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
四是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激勵。影子銀行作為各種監管套利的通道曾經“盛極一時”。由于能夠在短時期內通過加杠桿獲得高額利潤，各金融機構競相效仿，希望在影子銀行領域“大展拳腳”，極大地扭曲了市場行為。合法合規的金融業務增速緩慢甚至萎縮，高風險影子銀行業務則野蠻生長，對前者形成巨大“擠出效應”。據統計，部分高風險影子銀行在2010—2015年增長了50%，遠超同期銀行貸款增速。
五是危及社會穩定。由于監管不嚴、不足和監管空白，違法違規和“無照駕駛”金融活動大肆橫行。金融業具有高度外部性，一些金融風險已外溢為社會風險。例如，在銀行理財、信托、證券資管、私募基金等領域，因產品無法按時兌付，投資人信訪、聚集等事情不斷發生。互聯網金融、P2P貸款等網絡金融業務發展迅速，沒有納入監管，2016年前后風險開始集中爆發，各種大規模聚集維權事件層出不窮，對社會穩定產生了嚴重威脅。
三、治理方略與措施
2016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7年2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上，習總書記特別指出要堅決治理市場亂象，堅決打擊違法行為。在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領導和部署下，金融管理部門迅速行動，對影子銀行重拳出擊，努力消除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
（一）治理原則
在整個過程中，始終把握以下工作方法與原則：
一是堅持穩中求進。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金融工作的方法論。穩是主基調，是大局，拆解影子銀行始終做到力度和節奏的藝術把握，充分考慮機構和市場的承受能力，務求精準施策、對癥下藥，堅決防止出現“處置風險的風險”，將整治亂象對經濟社會的沖擊降至最低，確保國民經濟平穩健康運行。
二是始終突出重點。堅持問題導向，優先處置最嚴重、最緊迫、最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領域。經過反復研究與評估，將治理的重點放在銀行同業、理財和表外。這三個領域是整個影子銀行體系的“錢袋子”，亂象最突出、資金空轉最嚴重、風險最隱蔽，且聯通多個行業、市場和機構，已對金融整體穩定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三是做好統籌協調。在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靠前指揮下，各部門密切協作，打好組合拳。在重大政策出臺前充分溝通協商，強化政策協同，確保形成合力，提升整治效果。
四是堅決平衡好防風險與穩增長的關系。做到動態調整、相機調整，不刻舟求劍。根據宏觀經濟形勢和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對各類影子銀行分類處置，區別對待。既精準拆彈，又充分發揮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
五是時刻把握好既治標又治本的原則。既解決短期問題，壓降突出風險和亂象，又立足長遠，補短板，注重加強制度建設，建立健全風險防控長效機制。
（二）主要監管措施
第一，嚴厲整治市場亂象。2017年起，集中開展“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十亂象”專項整治，重點整治亂加杠桿、脫實向虛、以錢炒錢的復雜結構化產品，嚴禁資產轉讓附回購協議、抽屜合同等虛假交易，治理私售理財“飛單”，虛假宣傳、強制捆綁搭售、誤導欺詐、私募產品變相進行公募等不規范行為。區分表內業務和表外業務，自營業務和代客業務，同業業務和信貸業務，筑牢風險防火墻。堅決清理和取締未經批準從事金融業務的機構和業務活動，嚴厲打擊非法集資，推動修訂《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堅定開展互聯網金融和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清理整治網貸機構和借助互聯網平臺從事非法金融的各類違法違規活動。2017年銀行業亂象專項治理發現問題6萬余個，涉及金額18.5萬億元，形成了強大的監管震懾。
第二，規范對交叉金融監管。推動“類信貸”表外業務回表調整，按照信貸分類標準把非信貸資產納入統一分類。將所有承擔信用風險的影子銀行業務實行統一授信管理，遵循相同的客戶評級和大額風險暴露規定。重點壓降結構復雜、層層嵌套、脫實向虛的高風險業務活動。對影子銀行按業務實質進行一致性、穿透式監管，明確和落實資本占用與撥備計提的監管要求。細化完善統計監測，實現對資金規模、期限結構、底層資產投向的全覆蓋。嚴查大股東操縱，侵吞、挪用公共資金以及把金融機構當成“提款機”的違法犯罪行為。嚴格產品銷售行為管理，落實“雙錄”，堅持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確保產品和服務與客戶風險承受能力相匹配。
第三，堅決拆解非法金融集團。加強非金融企業投資金融機構監管，有序處置由工商企業違規參股控股金融機構所形成的實質性金融集團。強化穿透監管，嚴格股東資質，嚴查股權代持，隱形股東以及虛假注資、循環注資。要求金融集團內部金融業務與非金融業務必須嚴格風險隔離。
第四，嚴肅追責問責。堅持雙線問責，既處罰機構也處罰責任人。堅持“上追兩級”，既問責經辦人也問責機構負責人。實行罰管掛鉤，將處罰結果與市場準入、履職評價、監管評級相結合。加大處罰力度，情節嚴重的堅決頂格處罰，涉嫌違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公開處罰信息，開展典型處罰案例通報，提高監管透明度，發揮處罰的警示作用。加強職業操守教育，堅守合規誠信和道德底線，推動建立銀行從業人員黑名單制度，實施行業禁入。2017—2019年，對銀行業保險業共計罰沒70多億元，超過原銀監會和原保監會前十年行政處罰罰款總和，處罰機構9698家次，作出行政處罰決定17861件，處罰責任人員12043人次，以上處罰中相當部分與影子銀行有關。
第五，全面彌補監管制度短板。金融管理部門研究發布《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資管新規”），明確資產管理業務屬性，統一產品標準，減少跨機構跨市場套利。根據“資管新規”原則，制定各項業務的具體實施細則，包括理財新規、理財子公司監管規定、證券業資管細則、保險資管細則、資金信托辦法等。按照功能定位，規范委托貸款、銀信合作和私募投資基金備案，厘清委托人和受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職責，回歸業務本源。對地方監管的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融資租賃公司、典當行、商業保理公司和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制定了專門規則，強化政策指導和專業協作。
四、治理成效
（一）野蠻生長得到根本遏制
影子銀行規模大幅壓縮。自2017年初開始集中整治，影子銀行規模從歷史高位大幅下降。截至2019年末，廣義影子規模降至84.80萬億元，較2017年初100.4萬億元的歷史峰值縮減近16萬億元。影子銀行占GDP的比例從2016年底的123%下降至2019年底的86%，降幅達37個百分點。狹義影子規模降至39.14萬億元，較2016年底縮減了11.87萬億元。
加通道、加杠桿和加嵌套的高風險業務得到重點清理。同業理財在2017年初曾達到6.8萬億元的歷史峰值，2019年末降至8400億元。同業特定目的載體投資由2016年底的23.05萬億元降至2019年末的15.98萬億元。同期委托貸款和網絡借貸P2P貸款分別由13.2萬億元、0.82萬億元降至11.44萬億元和0.49萬億元。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同業理財、委托貸款和網絡借貸P2P貸款分別進一步降至6607億元、11.22萬億元和0.19萬億元。
（二）違法違規活動大幅下降，市場秩序得到修復
“無照駕駛”等非法金融活動受到嚴厲打擊。2016—2019年新發非法集資案件穩步回落，增速由過去三位數降至兩位數。“e租寶”“昆明泛亞”等互聯網金融領域大案要案得到穩妥處置。利用影子銀行跨行業跨機構騰挪資金、占用資金、竊取資金等違法違規行為減少，持牌經營、特許經營、合規經營的理念與文化得到恢復，市場秩序開始好轉。
（三）風險水平由發散轉為收斂
一是摸清了風險底數。初步建立了我國影子銀行統計監測體系和認定標準，厘清了影子銀行的真實規模和業務分布。通過風險排查、現場檢查與監管督查，穿透識別底層資產，基本確認了風險最終承擔主體。
二是壓降了存量風險，遏制了增量風險。脫實向虛、層層嵌套的交叉業務顯著減少。2020年上半年，信托金融同業通道業務較2017年的歷史峰值下降5.3萬億元。同期證券業資管規模下降幅度超過45%，基金子公司通道產品僅2018年一年就減少了1.55萬億元。影子銀行集中加杠桿得到壓縮，商業銀行自營債券逆回購交易杠桿比率由2017年之前的40%以上降至30%以下。截至2020年上半年，實際運營的網絡借貸P2P機構由高峰時期約5000家壓降至29家，目前已完全歸零。借貸規模、參與人數連續下降，一些高風險機構被精準拆解。
三是提高了風險抵御能力。非信貸資產開始計提資本和撥備，計提水平逐年上升。減值準備與資產余額的比例由2017年初的0.62%提升至2019年底的1.93%，與貸款撥備率3.46%的差距不斷縮小。影子銀行資本占用不足的問題也有所緩解，表內風險加權資產平均密度從2017年初的52.07%上升了4個百分點，2019年末達到56.07%。
（四）國際評價趨向積極正面
2017年之前，國際組織和市場機構普遍認為中國影子銀行是一顆“原子彈”，一旦引爆，將從根本上動搖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2017年之后，國際評價出現了徹底轉變，對中國影子銀行治理取得的顯著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認為不僅確保了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也成為全球影子銀行規模下降的主要推動力。
（五）為金融支持抗疫和復工復產贏得了先機，創造了有利條件
2020年初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國經濟社會遭受巨大沖擊，世界經濟也面臨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中國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支持抗疫和復工復產的政策措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效。金融政策是其中重要一環，前期精準拆彈影子銀行為金融政策的發力，特別是為逆周期調節措施出臺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第一，為信貸大幅增長預留了空間。清理了大量淤積在過度授信的大型企業和僵尸企業的資金，壓降了滯留于金融體系的空轉資金。今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幣貸款達到12.09萬億元，有力支持了抗疫和復工復產，但并沒有因為信貸擴張而引發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快速上漲，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前期影子銀行的“池子”得到了清空。
第二，避免了風險進一步積累，從根本上消除了風險集中爆發的隱患。通過整治影子銀行，我國金融風險水平大幅下降，一批高風險機構和高風險業務得到有序處置。當前受疫情影響，金融資產違約壓力加大，風險形勢更加復雜，但金融體系整體運行仍然比較穩健，金融市場沒有大起大落，各類具有急重特征的風險大幅減少。如果前幾年沒有努力壓降影子銀行，今天面臨的金融風險將十分嚴重，不排除出現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的可能。
第三，有效避免了杠桿率的快速上升。我國宏觀杠桿率在過去幾年穩中微降，扭轉了過去每年十幾個百分點的增速。非金融企業、居民部門和地方政府杠桿率快速上升的勢頭也得到控制。為應對疫情采取的擴張政策并沒有大幅推高宏觀杠桿率，也沒有加重部門債務負擔。如果沒有前幾年嚴厲的結構性去杠桿，我國的杠桿率絕不會是現在的水平，相關宏觀對沖政策的實施會遭到嚴重掣肘，效果也將大打折扣。
第四部分 監管方向與重點
我國影子銀行積累時間長，存量風險較大，相當多金融機構仍然存在規模情結，各類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沒有被真正打破，“賣者盡責，買者自負”尚未真正建立，部分高風險影子銀行可能借不當創新卷土重來。但也應看到，影子銀行不會消失，將和傳統金融體系長期共存，不同類型的影子銀行的作用和風險水平差異較大。因此，必須建立和完善對影子銀行的持續監管體系。
第一，健全統計監測。影子銀行具有監管套利的本質，其產品結構和組織形式始終在演變之中，各種創新手法層出不窮。影子銀行橫跨不同行業，數據不完整、口徑不一致和重復計算等問題依然存在。因此，必須繼續大力完善統計監測，及時動態掌握影子銀行規模、種類，特別是風險演進路徑和風險水平變化情況。
第二，嚴防反彈回潮。一是堅定不移地將整治影子銀行作為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重要抓手，持之以恒拆解高風險影子銀行業務。二是聚焦突出問題和風險點，對影子銀行和交叉金融業務設立“禁區”，嚴禁多層嵌套投資、資金空轉、脫實向虛，結構復雜產品和業務死灰復燃，以及假創新和偽創新行為等。三是堅持整改與轉型相結合，按時合規完成業務整改，穩妥有序處置風險，同時積極調整業務模式，加快凈值化轉型。
第三，建立風險隔離。重點是厘清公募產品與私募產品、表內業務與表外業務、委托業務與自營業務的邊界，建立相應的防火墻，嚴防風險相互傳染、相互交織、相互掩飾。
第四，完善監管制度。一是確保監管全覆蓋，不留監管空白和盲區，把所有影子銀行活動納入監管。二是統一同類機構和產品的監管標準，減少資金空轉式的套利。三是完善影子銀行的風險分類、風險權重、資本撥備計提等標準。
第五，慎重開展綜合經營。商業銀行以審慎經營為根本，保險要發揮風險分散與保障作用，證券資金要體現價值投資中介功能，信托、理財要回歸“受人之托、代人理財”職能定位。建立覆蓋全面、分工合理、有序流動的金融體系。
來源：中國銀保監會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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